乡村振兴需要与发展家庭和合作农场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，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协同。

    从农业中就业劳动力的比率看，日本、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中国大陆目前同等的发展水平时为11%左右，目前的印度尼西亚、墨西哥和土耳其等与中国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为15%左右。

　　而2016年我们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高达27.7%，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多达21796万人，比11%和15%的标准分别多出了12959万人和9856万人，农业生产率为2.96万元/人。而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则高达12.13万元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4.01倍，相差了9.16万元。

　　目前全国农业劳均耕地只有9亩左右，而日本、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，分别为24、15.5和10亩（随着城市化，现在劳均水平又有大幅提高），当时美国、英国和法国劳均耕地为2859、490和580亩。一个基本的判断是，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并不是少了，而是太多了；由于户籍迁移较为缓慢，以家庭形式迁移的比例要比世界其他国家低得多，导致家庭经营的耕地除了碎片化外，土地生产和经营规模扩大十分缓慢；农业比较收益太低，不可能留住有教育投资（需要收回）的青年人力资源。

　　自然的土地规模特别是小的农户经济，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成本太高，总体上根本就无法良性经营。协同的方向：我国平原地区振兴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，通过一号文件提出的土地流转、土地入股、建设家庭和合作农场，扩大农业生产和经营规模，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；丘陵和山区也要转移农业内部过剩的劳动力，尽可能地通过土地流转，调整农作物结构，推进连片化种植，解决其承包地分散化和碎片化的问题，提高丘陵和山区农业的规模经营水平，提高从事农业农民的劳均土地产出率。

　　因此，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，要“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，培育发展家庭农场、合作社、龙头企业、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”，使中国农业摆脱低劳动生产率的羁绊，迈向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。